刺探“精神陪护”

精神陪护热了郑州。短短的二十来天，郑州就冒出了6家打着“精神陪护”旗号的公司。但“精神陪护”内情如何，一般市民并不了解。11月10日，郑州某报的记者探访了“精神陪护”。

当天下午，记者找到了据说是郑州市第一家正式通过工商部门审批的“郑州市爱心精神陪护咨询服务部”。进去之后，接待记者的人自称姓冀（下称小冀），他看来很有经验。记者把事先费尽周折弄到的学生证递上时，他只略翻一下就看出是假的，然后就长篇大论地奉劝记者作为一个学生，不要急于出来打工，要好好读书等等，然后就大谈他们对陪护员的录取使用如何严格等等。

据了解，这里的陪护员用的都是化名，给记者的印象是很神秘。闲谈中，两名气质不俗的男士推门而入，张口就问可不可以让小姐伴游、去舞厅、看电影。小冀大概又“看穿”了对方，回答起来滴水不漏。两男子又问该公司有没有营业执照，小冀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有，但不在我这儿。”事实上，据记者后来得到的消息，此时工商部门已经将其执照暂时收回，但收回的用意尚不得知。

两男子刚走，小冀即意味深长地看记者一眼，半笑不笑地说：“现在到这儿来的，90％以上是这4种人：新闻记者来卧底的、政府职能部门来暗访的、同行来刺探商业机密的、要求提供色情服务的。”

接着，小冀就把记者送出去了。记者第一次出马，无果而归，不免有些沮丧。

次日，记者来到金水路与城东路交叉口处的“绿城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精神陪护中心”。

这里房间不大，一张桌子，一溜沙发，未见营业执照，仅见桌子上放一个税务登记证。张经理让我填招聘人员登记表，我说证件没带，身份证号码也忘了，经理说：“没事，回头带来看看就行了。”

登记很简单，也没有让签什么招聘合同，记者想到，如果陪护员出了事，到时该找谁呢？

登记完，张经理就开始给我上“业务培训课”：陪护费用每小时20元，晚上10点以后每小时30元，最晚工作时间是凌晨2时。但同时，张经理又强调，陪护小姐不得主动要求结束，客人说几点就是几点。待遇是公司和小姐五五分成，可以日结，也可月结。但记者后来有了“业务”，第二天向张经理要钱，张经理却说：“现在不能给你结账，要不然你拿了钱不干了怎么办？”

张经理向记者吹嘘，到他这里的客人素质都很高。他证明“素质高”的依据是：“来我这儿的第一位客户，开了辆80多万的‘子弹头’，第二辆是‘奥迪’，第3辆是上了武警牌照的‘皇冠’，第4辆就差劲了———不过也是20多万的‘红旗’。像那些不上档次的‘桑塔纳’，至今还没来过！我把车牌都记下来了。喏，外面那块就是停车场，小姐跟客人下楼时，我就隔着玻璃，把客人的车牌号记下来，以后万一出事，我能找到主儿。”

张经理还说：“小姐出去后，公司一般是管不着了。但我交待过她们，要洁身自好，客人言行举止如有侵犯的意思，可以拒绝。但不能收小费，一收小费，性质就和‘三陪’差不多了。出了问题，公司不再承担责任。”

据后来了解，张经理对每一位小姐都曾信誓旦旦地保证，会保证小姐的安全，但会马上又说“客人素质都很高，不会出事”。至于出了事怎么办，张经理含含糊糊地说：“我们会按《公司法》和《劳动法》的有关规定解决的。”

在报名时，记者翻了翻招聘人员登记表，见有30多个人的资料，大部分为大学生，年龄最小的才19岁。

12日下午5点，记者按经理的要求准时去公司“上班”。没过多久，来了两个男客户，把记者和另外一位女大学生“点”中。张经理没有查验对方的任何证件，只让两人交了200元的陪护费，讲好陪到晚上11点。

我们一行4人“打的”先吃饭，然后去经八路上的“零点酒廊”。几杯红酒下肚，两个男人自称是“公家人”———也就是政府官员。其中一位说，他有家有口，但生活实在无味，想追求刺激和新奇。对陪护中心是干什么的，他又能得到什么，他并不十分清楚，但他坚决地说：“我要有个女儿，绝对不会让她像你们这样，做陪护小姐。这不是一个体面的、正当的行业，也太危险。”

“抽烟？”另一位男人带着醉意递过烟来。

“不会。”我坚决地说。

“你装什么清纯？”他很轻蔑地说。我只好强压不快，装出脸皮够厚的样子，把烟接了过来，抽了平生第一支烟。

疯狂的音乐响起，一池男女开始摇头扭臀。另外一个女孩被一个男人拉去跳舞，另一个男人邀我也去，我拒绝了，对对方隐隐的恼意故意视而不见，只盯着跳舞的那一对。

跳舞的那个男人对那位女大学生很是随便。他谎称自己尚未结婚，并对他与该女孩的未来作了种种美好的许诺。和我在一起闲坐的这个男人则一边听一边把那边的谎言一一拆穿，他毫不客气地评价自己的同伴：“他太年轻，只知道玩个高兴。他对她承诺，鬼才相信！”

11点10分，他们送那个女孩回学校，我借故下了车。女大学生过后颇为满意地说：“这样的客人还算是好的，我有一次碰到一个男的，真不是东西，动手动脚挺吓人，我只陪他一个小时就跑了。”

她是一个漂亮而单纯的女孩，却懵懵懂懂地走进了陪护行当。

记者走进金水路与城东路交叉口汇城大厦五楼“绿城精神陪护中心”，这家公司的精神陪护业务并没有在有关部门登记。在这家小小的房间里，有3名陪护员（其中有一名是本报卧底的女记者），另外还有年龄较大的一男一女，显然是这里的管理人员。

那位男子用狐疑的眼光打量着我们，但最终还是忍不住即将拉到业务的冲动，忙不迭地给递上一张打印的宣传单，介绍起“业务规定”。

“我们想玩一夜，难道不允许？”记者假装不满。那一男一女连忙说：“中中中，按说有限制，但延时也可以。”

记者把身份证让对方看了看，掏了100元的押金，然后点着本报卧底的女记者（化名张小姐）和那个后来知道叫小雪的女孩：“你———还有你———今晚我们全包了！”

其实，我们今天本来是给这个女记者做“保镖”的，因为此前她打传呼，说有3个客人要带她和另外两个陪护员到中州宾馆去玩。我们怕出意外，就紧急出动暗中保护，但等了两个多小时，也不见动静，于是急中生智，假装成生意人，找个真正的陪护员体验一下“精神陪护”，连带着把我们的女记者“点”走。

我们“杀”到红旗路一家茶馆喝茶打牌。记者注意到小雪手中还拿着一本《大学英语》。“你是学生？”“我是××学院的大二学生，英语刚过四级。”她自称学习不错，今年还拿了二等奖学金。

据小雪讲，她老家在新疆，父亲原来做生意，但老赔钱，只好闲居在家，母亲下岗了。20岁的她还有一个妹妹在上中学。父母每月给她寄600元的生活费，但小雪不愿再拖累父母，就到社会上找工作。“我现在要自立，要接触社会！”小雪很真诚地说。一晚上，她说得最多的也就是“自立”这些字眼。最初，她在一家快餐店打零工做收费员，很辛苦，一个小时也只有2．40元。“是不是感觉做陪护员挣钱又多，工作又轻松？”记者问。“挣钱并不多，因为业务不多。不过有一次一位客人一次给了我100元的小费！”小雪流露出一丝得意。

“不过，这事让学校知道就惨了。这位老板（指我们其中的一位男记者）长得很像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，刚开始把我吓坏了！”

在打牌中，小雪断断续续地透露，她已经接待过七八次客人了。有的客人还算文明，但有的就粗鲁多了。有一次，她接待了一位据说是处长的客人。“他当时就要带我去宾馆，我拒绝了。第二天他又来找我，在公园里，他拉住我，在身上乱摸，我受不了，要跑，他追上我给了100元钱。但后来，为了挣钱，又跟他去了一次宾馆，他的唇像刀一样在我脸上‘划’，那股臭烟味让人恶心。他问我是否愿意陪他……那样，他给1000元，我拒绝了，跑了。”

“你想没想过，要是跑不掉怎么办？”记者追问。

小雪的脸色立刻变了，她双臂抱着自己的身体：“别说了，我真的没想过，我真的很害怕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待小雪平静下来，记者开始试探着问她愿不愿意随我们到宾馆里喝酒打牌，刚开始小雪似乎还很坚定，但小费涨到每小时50元的时候，小雪已经经不起诱惑，答应了，让她到鸡公山去玩一天，也答应了。单纯的小雪似乎不知道如果真的随陌生人到这种地方会有什么危险。

假装“业务员”的记者再次试探小雪的心理防线：“我们的老板很有钱的。你单独陪他一晚上，给你5000元怎么样？”

“不行！”

“老板”在一边叼着香烟，把手一挥：“那就8000吧，怎么样？”

小雪沉默了，显然已经动摇。

后来，我们借故不去宾馆了，“老板”临别时，将随身带的一张明信片送给小雪，并以沉重的笔触写下“祝你一路走好！”的心愿。我们留下联系方式，嘱咐小雪第二天与我们再联系，“去帮忙买皮衣”。

第二天，记者与小雪如约在紫荆山百货大楼前见面。我们亮明了自己的身份，小雪又急又羞，哭了起来：“我昨天看到你们留的‘祝你一路走好’，就觉得不对劲。一般的客人不会这么做。”

我们耐心地向小雪讲了一些“自尊”、“自强”的道理，讲做精神陪护这种暧昧行当如何危险，小雪虽然捂着脸不断点头，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些道理她能否都听懂，能否都听得进去，只知道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，这些大道理似乎过于苍白了一些。

目送着小雪远去的身影，记者猛然觉得她就像一个在钢丝上跳舞的女孩。在钢丝上的她很清纯，很亮丽，但也许有一天，一股邪恶的力量会将她推到钢丝下的深渊中，这种力量或许是虚荣，或许是金钱，或许是现在已经变味的所谓“精神陪护”……